相遇在交大、相爱在交大。2018年是百岁校友伉俪费鹤年、徐曼倩毕业80周年,王三立、沈烈,问庆武、毛佩礼校友伉俪毕业50周年。熬过岁月蹉跎,走过时光考验,他们的爱情一如最初的模样。对于他们来说,爱情不止于甜蜜的回忆,更多的是挫折与意外、平淡与日常,他们跨世纪的校园爱情故事看似波澜不惊,却在世事变迁中经受住了时间的风化和考验。他们说,最美好的爱情是用心经营、不轻言放弃,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是陪对方一起慢慢变老。

“我是1938届交大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的校友。”2018年,102岁的校友费鹤年从交大毕业80周年了,从1936年相遇、1941年喜结连理,他与同为交大校友的101岁的妻子徐曼倩携手走过了77年的婚姻岁月。

1934年,费鹤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随后1936年,徐曼倩考入上海交大财务管理专业。两人结识于徐曼倩入校时的欢迎会。“那时的交大女生很少,全校几百人,女生加起来也不过三十几个。”徐曼倩回忆说。当她和几个同班的女生一起到会场上时,就是费鹤年招待的。“她们坐好以后,我就一个一个请教她们什么的,就这样开始认识了,”费老笑着说,“以后嘛,我们交大学生有到图书馆里做功课的。她每天到图书馆去,我也每天去,日子多了,就产生感情了。不久之后,抗日战争爆发了,交大搬入了上海法租界,我们两人被分到了不同的学校学习。这段日子里,基本都是通过寄信联系,每到周末也相约到公园见面,或商谈国事,或交流学习。”

1938年,费鹤年顺利从交大毕业,并在毕业前与徐曼倩订婚。随后费鹤年被分配到广西南宁兴修铁路。当时生活条件艰辛,加之国内战事紧张,为了不让日本人占用铁路资源,费鹤年只能与同事们一起毁掉亲手修建的铁路,内心郁结,不幸得了肺病,病情严重时甚至会吐血。经过组织商定,费鹤年转回上海工作、治疗,两人得以重聚,1941年,费鹤年和徐曼倩顺利步入婚姻殿堂。

在婚后漫长的岁月里,费鹤年经历过三次大手术:1954年肺部开刀、1988年胃癌开刀、2011年髋骨骨折,每一次都是在徐曼倩的悉心照料下顺利康复。2015年,徐曼倩做家务时不小心跌断腿骨,费鹤年也不离不弃,精心照料夫人,二人相互扶持,共同走过了这七十多年的人生岁月。

二老如今身子骨都很硬朗,日子过得十分惬意。他们育有四个子女,子孙大多十分优秀,一门出了7位博士,其中两位还因为重大科研成果,登上美国名人榜。谈起爱情保鲜秘诀,费鹤年说,一定要“相护相让”:“大家有困难一起克服,家庭和睦,才能快快乐乐”。如今,二老每天7点起床,两人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看报纸,两人也喜欢天气晴朗时在小区一同散步。徐曼倩有些耳背,但喜欢阅读,平日里最喜欢读交大校友会寄来的《思源》杂志,可是她对自己老伴的声音却很敏感,老伴说什么,她都会接着话题说下去。而费鹤年纵使已经期颐之年,还保持着年轻的心态,他在八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电脑,和老友们通过Email联系,有时也会炒炒股票,试着用PHOTOSHOP给自己的结婚照修图上色。

每周费鹤年和徐曼倩都会在上海交大徐汇校区里走一走,还定期参加老校友们举办的咖啡会。“1939届的杨天龄、宋启鄂等同学,经常在红宝石喝杯咖啡,聊聊自己的经历。时间一长,校友咖啡会就这么发展起来了,大家都有这么一个需要,希望跟早期毕业的同学认识认识,和新毕业的同学交往交往,这个习惯到现在保持40多年了。”费老介绍说。

日子缓缓流淌,两位老人的生活恬静、淡然,他们爱情还像是彼此相遇的时候,一如最初的模样。

王三立、沈烈伉俪是1968届冶金系同班同学,到今年,他们已经从交大毕业整整50年了。两人在1963年新生入学报到时相遇,一起在交大校园里学习、生活,毕业后共赴祖国大西北参与工厂建设,在那里度过了最美好的13年青春岁月,直到中年才回到上海。

▲甘肃省高中压阀门厂实习队去沈阳实习途经北京留影(沈烈,前排右一;王三立,前排左三)

“毕业后我们到兰州的‘甘肃省高中压阀门厂’当了一名普通的工程技术人员。其实全国这样的工程技术人员有成千上万,大家都为祖国做出过贡献,我们只不过是其中最平凡的两个。我是上海人,我先生沈烈是苏州人,我们都是地道的南方人,长这么大从来没去过西北,对那里的风土民情和生活习惯都不太了解,所以刚去的时候‘见识’了很多新鲜事,”王三立说,那时的粮食配给大都是粗粮,她和沈烈在兰州第一次吃到连糠一起煮的高粱米,还第一次亲眼见识到了西北的沙尘暴,“有一次我们去甘肃‘一条山农场’收麦子,那里地广人稀,平原一望无际,可以直接看到地平线。那天上午,当地的农工带我们去麦田,走到半路上突然一个人非常惊恐地叫了一声‘黑风!’顺着他指的方向,我看到天边有一条黑线正快速朝我们这面移动过来,我们还没明白怎么回事,那个农工立刻让我们靠着他,一个挨一个地躺在麦田垄沟里,背朝黑线来的方向,头戴草帽,并叫我们用手紧紧拉住草帽,紧闭眼睛和嘴巴。说时迟、那时快,转眼只听耳边风声大作,地上的小石头被狂风吹起,打在草帽上‘噼啪’乱响,周围天昏地暗。幸亏我们有草帽护头,不然头上肯定全是石头砸的包。大约过了几分钟,天空慢慢变亮,风停了,农工爬起来一个一个喊我们的名字,怕有人被风吹跑了,我们几个浑身上下全是土,只有牙齿是白的。当时觉得没什么,事后想想有点十分后怕–如果不是跟着有经验的农工,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原来这就是‘沙尘暴’可算领教它的厉害了。”

西北生活虽苦,却像一碗醇酒,在王三立和沈烈的努力下越酿越香。王三立是家里的独生女,从小在上海生活、读书,从来没出过远门,她笑称自己到了兰州以后基本可以称得上是“生活不能自理”,而且兰州以面食为主,冬季较长,入冬以后家家户户都要存菜,这对王三立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沈烈的脾气很温和,他从来不抱怨条件艰苦。记得我们两人坐火车第一次到兰州,发现兰州的火车站条件还不如上海的汽车站,当时在我心里产生了很大的落差感,情绪一度很低落,可是沈烈一直是很乐观地面对生活。他在生活上对我很照顾,我不会下厨做饭,都是他做,一些生活琐事也大都是由他来打理,慢慢地,我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我们在兰州的邻居也非常好,她们手把手地教会我们擀面条、做泡菜、腌萝卜、煎韭菜盒子等等,我永远难忘她们的情谊。”

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王三立和沈烈在学校只学完了基础课程,踏上工作岗位后,有很多实际工作都是边干边学,好在交大的学习和训练给两人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王三立印象最深的是在交大学习的机械制图课程,老师要求学生画图必须要规规矩矩,不能有分毫差错,经过这样“严苛”训练的她在厂里成了描图描得最好的技术员;有了交大的学习垫底,她和沈烈很快适应了厂里的各项工作,还搞了不少技术革新:沈烈牵头的“壳模精密铸造”得到厂里技术部门表扬,王三立参与的“磁性铸造”是当时全国领先水平。

“我们回到上海后,经常回忆起在西北的生活点滴,那里留着我们的青年时代的记忆,尽管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但现在回忆起来都是开心事。是西北的生活磨砺了我们,让我们以后面对各种困难都不害怕。”

相识54年,婚后携手走过47年,如今,王三立和沈烈的退休生活安闲而又快乐,两人的女儿和女婿也在交大完成了研究生教育,他们的故事将像自己的父辈一样,带着深深的交大印记,在岁月的沉淀中继续书写下去。

“我们的故事线届交大冶金系校友问庆武提起自己和夫人毛佩礼的爱情故事时,笑着对记者说,“你看,我们连最开始相遇都有点‘老套’:1966年春天,交大开运动会,受体育教研组陈景兰老师安排,我和另一位同学担任跳高裁判员。那次男女跳高都有学校运动队的同学参加,他们包揽了男女前两名,从第三名开始才是非运动队同学角逐的时刻,毛佩礼也参加了比赛。那时她身材稍高,戴个眼镜,跳高的姿势是采用老式的‘跨越式’,起跳点不高,却一路连连过关,最终以1厘米的优势夺得了第三名,和第二名运动队的选手只差了5厘米,当时这位来自机械系的女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第一印象。”

问庆武当时其实并不知道这位“很厉害”的女同学叫什么名字,后来在校园里再次巧遇,他才知道这是81044班毛佩礼同学。通过一次跳高比赛相识,到最后相知、相爱,到毕业后选择结合在一起,问庆武和毛佩礼已携手共同走过了47个春秋, 这近半个世纪的缘分始于交大,待他们毕业后又跨越了千山万水,绵延到了遥远的东北。

“1968年12月,我毕业分配到了位于沈阳的辽宁冶金机电修配厂,成了一名普通的造型工(翻砂工)。我所在铸造车间为冶金企业生产各种配件,单件小批量,全部是手工造型,在我之前已经有四名新毕业的大学生被分配到这里,不过他们都是来自本市本省,只有我一人来自上海。”问庆武说,此时毛佩礼还在上海,两人分隔遥远的两地,一个在天寒地冻的东北沈阳,一个在温暖熟悉的家乡上海,两人不能经常见面,只有通过写信来沟通。

“那段时间写的信到现在还留着,有厚厚的一大摞,事无巨细,生活中有意思的事全都会写。有一次我临时被抽调跟原生产科科长调试新型的半煤气干燥炉,在点火时缺乏经验,发生事故,三人都受了烫伤被送到医院治疗,不过经过这一下,我们也成了新闻人物,事迹登上了沈阳日报;到沈阳后一年,我的实习期结束,被安排当上了车间工艺员,还搞了几个小改进项目,这期间我也和交大一同分配到沈阳的同学建立了联系,有了交大校友的小圈子……我把这些情况都写信告诉了毛佩礼。当然,还有工厂附近有一个丁香湖,夏天到湖边散步,冬季到湖里打亮眼捞鱼这些有趣的故事,都是我‘报告’的内容。”

近半个世纪过去,问庆武找出当时两人写的书信,信纸已微微泛黄,这平凡的两地书信是两个交大毕业的年轻人爱情的见证。

1970年,毛佩礼到沈阳胶管厂工作,学机床设计与制造的她被分配在机动车间当了一名铣工,负责铣齿轮,两人终于团聚。“我们是1972年元旦结婚的,结婚没有仪式,到街道登记之后,两人一起回上海探亲,请上几个亲戚朋友在家里摆上一桌,回沈阳发点喜糖就算是旅行结婚了,”问庆武介绍说,由于经常需要加班和出差,两个女儿经常需要托亲戚或者朋友照看,大女儿出生时全家只住了8.24平米的一小间房,房里的所有家具是父母送的一个五斗柜,冬天虽说有暖气,可供热锅炉有时出毛病,家里墙上都挂上了厚厚的霜,条件很艰苦。

“现在想起来,我们更多的是觉得没有时间陪孩子,对她们有所亏欠,对于那时的生活条件没有太多苛求,我们更希望自己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一点事情出来。我们一直认为自己扛着交大的牌子,即便干不了惊天大事,也不能给交大丢脸。后来我们一起学习英语,一起参与工厂的对外谈判,佩礼后来又参加经贸部组织的中国企业家代表团经贸洽谈会赴美招商,我则获得了国家公派到美国凯斯西储大学进修的机会,归国后有幸得到国家人事部的资助,完成了树脂(工程塑料)高压软管生产线年,我通过人才引进回到上海,进入上汽集团麾下的一家合资企业工作,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为我国中高级轿车国产化和自主品牌轿车开发作了贡献,彻底改变了过去依赖进口的局面。”问庆武说。

如今,问庆武和毛佩礼都已年愈七十,但身体尚好,手脚灵便,生活安定。平日他们除了帮小女儿带带宝宝外,每天锻炼身体,看看微信,毛佩礼还经常跳跳舞,唱唱歌,空闲时两人也会外出旅游,领略世界风土人情,可他们感到最有意义的事还是会会交大老同学、老同事,回忆当年的往事,敞开心扉、倾述衷肠。

“这一路走来,虽然也曾经历过风雨和艰苦的生活,但我们努力学习,积极工作,无怨无悔。”问庆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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